年轮丨徐世平：1981，可口可乐在中国有了第一条生产线

  作者简历

       徐世平，1959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任职上海新民晚报社18年。2000年参与筹建东方网，任东方网副董事长、总编辑。2004年任上海市新闻办副主任兼网宣办副主任。退休前任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总编辑。现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原题

八十年代再回首

1981

作者：徐世平

1981年纪录片：北京乘车记

1981年春天，我和十几位同学，登上了西行的列车。此行的目的地是甘肃兰州。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的新闻科目“大实习”。

西去的列车，西去的窗口。我记得，我们曾默默地朗诵着贺敬之先生的作品《西去列车的窗口》：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在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中，最能打动我的一句话是：“你可曾想见，那些年轻人火热的胸口，在渴念人生路上第一个战斗？”我们这一代人，似乎对社会、对世界、对人类，背负着更多的沉重。我们渴望改变，我们渴望战斗。我相信，这种心态，只属于我们那一代人。我不是“九斤老太”，然而我不得不说，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对这种“人生抱负”不屑一顾。这是不是所谓的“代沟”，我不晓得。

1981年广东深圳特区刚刚创立，未来的市中心常有耕牛踱步

1981年，“地球村”有一件大事正在发生。然而，我们却浑然不知。美国IBM公司推出了“PC”，即个人电脑，又称个人计算机。PC是英文Personal Computer的缩写。这件事是革命性的。IBM公司推出了它的PC/AT系统标准，并采用了开放式的架构，迅速受到广泛追捧。可以说，没有PC，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互联网。PC为深刻影响人类发展进步的互联网的诞生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此时的中国，社会精英层面正倡导对外开放，然而普通国人关心的话题，依旧停留在“解决温饱”的阶段。“小康”的目标，甚至还没有被政治家们提及。

1980年代初的“三大件”：电视机、自行车和缝纫机

这一年的年初，我们家的隔壁邻居悄悄地买回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件事，令周围的人们异常羡慕，有事没事，去他们家蹭电视看，也是一种邻里间议论的话题。这一年早春，报纸上曾刊登一条消息：全国第一家生产彩色显像管的企业——陕西显像管厂正式投产。据消息说，这家工厂，每年可生产96万只14英寸和22英寸的彩色显像管。当时，“彩电”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年之后，彩电就进入了千家万户，中国居然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彩电生产大国。

我想说，电视和电脑对现代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历史影响。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电视打开的，是中国人的眼界，而电脑则在若干年后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1981年，“尝起来马马虎虎”，故宫里一个穿军大衣的年轻人举着一瓶可口可乐，这样评论其味道，这一年可口可乐在新中国的第一条生产线正式投产。刘香成摄

1981年1月25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结。正在进入中国家庭的电视机（即使是黑白的），让全国人民看到了该案庭审的画面。张狂不拘的江青、一言不发的张春桥，都有深刻印象。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张春桥最终成为该案主犯中寿命最长的人，寿命最短的人则是王洪文。2005年4月21日，张春桥因患癌症去世，活了88岁。同年，全国人大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喻示着中国政坛已完成权力架构的调整。邓小平、陈云，依然主导中国的政局，而胡耀邦和赵紫阳，则分别出任党主席和政府总理。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然而，关于“文革”遗留下来的一系列认识和思想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如何评价建国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依然困扰人们的思想。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关系到未来中国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取向。显然，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大问题。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割断历史，又不能“两个凡是”而回避正确的政治取向。中国是一个大国，宛若一条大船，任何急转弯都是危险的，是要翻船的。因此，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超乎常人的政治智慧。邓小平的智慧与不凡之处，愈发凸显。史家自有评价。

1981年邓小平视察新疆，左一为薄熙来未来的岳父谷景生

这一年，邓小平曾有多次谈话提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评价，其基调后来均体现在有关的党的决议之中。其中，最重要谈话，乃是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他的谈话要点是：1、建国头7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2、“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3、“文化大革命”同以前17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但是，这10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

1981年3月初，园明园。那时每到星期天，经常有一些文艺青年在园明园搞聚会，外国人也来参加。李晓斌摄

此后，邓小平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

1981年，皮尔·卡丹在北京饭店举办时装表演

若干历史问题评价，显然不能回避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邓小平也有定论。1981年4月18日，邓小平会见朝鲜领袖金日成。他有一番谈话，很重要。他说：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党内、在人民中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不清楚。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全党接受了。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意见很多。经过多次反复，评价毛主席，现在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

1981年，大连理工大学校园内，一个青年在溜旱冰。刘香成摄

邓小平说：至于毛泽东思想，是另一个概念，它是在建党以后，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年轻人不懂得这个历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我们党的七大肯定了。那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1981年浙江杭州美术学院内，可见被遗弃的雕像

邓小平相当准确地把握了历史问题评价的分寸感，既“一分为二”，又实事求是。邓小平的政治意图相当明确。这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同时准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向前看”，就是要反对纠缠历史旧帐，反对左右摇摆不定，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我认为，这也是邓小平后来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著名论断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今后三十年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石。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向前看”的问题解决了，中国人才开始真正地焕发活力。

1981年北京大学学生选举人民代表。王文澜摄

1981年，正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党的建设问题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原因之一，大量的老同志老干部重新恢复工作，同时，亦有大量在文革中被提拨重用的人，即“三种人”被清除出去。中国的执政党，确实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令人担忧。当时，有一组数字，颇能说明问题：中央书记处书记平均年龄65岁，国务院各部委领导班子约63岁，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约62岁；省部级领导干部中50岁以下的仅占总数的15%；全国两千多万干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这个统计，尚不包括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内。

正在打扫卫生的几名北京中学生。任曙林摄

因此，陈云在当年5月专门致信中央，提出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意见。两个月后，他又在省区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陈云同志感慨说：现在“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他提出，要让“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年轻人出来挑担子。他还提出，要在中央组织部设青年干部局。

1981年，上海外滩热恋中的情侣。谈恋爱不再是禁忌，人们可以在公共场所拥抱了。李晓斌摄

这里，陈云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干部队伍交接班问题”。对此，邓小平积极赞同。他说：“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双手拥护。”同年7月1日，胡耀邦在庆祝“七一”的讲话中也强调，“要把更多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些精神，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并延续至今。有意思的是，我查了不少资料，今天在位的中央和地方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是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被提拔上来的。可以说，思想认识的统一，组织体系的保障，年轻干部的储备，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

1981年，北京三里屯。王文澜摄

这一年，有一件事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健康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个体户”的概念。有两个文件，对这件事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7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该文件指出，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对个体经济进行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文件提出了如何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问题，首次提出了“自谋职业”的概念。

1981年北京，第一批办了营业执照的个体户

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有职业的，也都有“铁饭碗”。没有职业的人，基本上属于“山上下来”的人。因此，敢于做“个体户”的人，大抵都是劳教或者刑释人员，他们没有职业，国营企业或者集体企业当然也不愿意录用这些“有前科”的人。于是，这些人率先开始“下海”，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也没有什么牵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个体户”们尽管有点钱，然而是被整个社会看不起的。可以这么说，“个体户”是中国私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初级阶段，其重大的现实历史意义不可抹杀。没有他们的率先作为，则不可能有中国民营经济的今日辉煌。

 1981年夏，钟阿城（骑车戴眼镜者）与朋友相约天安门前。李晓斌摄

也是这一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什么是国库券？老百姓的直白的理解，就是借钱给国家。我们小时候，一直听熟一句话，以此来证明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这句话叫“既无外债、也无内债”。国库券，不是就内债吗？

1981年，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的学生对着人体模特作画。刘香成摄

当时，国库券的认购，显然是有问题的。老百姓几乎是当作完成“政治任务”，不太情愿地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五元十元，购下一至两张国库券。我刚到《新民晚报》工作的时候，区财政局的人，还会自己跑上门来做工作推销此券。其实，我们根本想不到，这其实是中国重开资本市场、重启金融体制的重要举措。此后的若干年，有许多人靠倒卖国库券发了财，挣到了第一桶金，其中包括当年上海滩闻名的“杨百万”。

1981年，中国女排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女排姑娘成为大众偶像

凑巧的是，这一年的早春时节，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去世了。他就是小说《子夜》的作者茅盾先生，即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沈雁冰先生。小说里的人物，中国人都是熟悉的。呵呵，用现在的话说，这些主人公，显然都是旧社会、即资本主义金融体制下的受害者。

可是，谁又想得到，小说里痛恨的这些东西，后来统统在新中国恢复了、出现了，包括股票、期货，土地和房屋交易，甚至国库券后来也有了期货交易品种，并出现了有名的“319”和“327”期货事件，导致了一些著名证券公司的破产和著名人物的消失。这是后话，不提。

1981年。当时单筒国产洗衣机价格为300多元，而人们的月工资普遍只有几十元。李晓斌摄

这一年春夏时节，我们在干什么呢？我正在《甘肃日报》实习，身在兰州城，关注的重点却是农村。当时，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催生了农民的巨大积极性。但是，生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之后，对农业生产要素的管理问题愈发突出。水利设施、大型农用机械怎么办？包产到户了，是不是意味着都要单干了？农业生产是不是要倒退了？不少疑问，摆在案头。据此，我曾跟随时任甘肃省和《甘肃日报》的领导，在河西走廊农村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

1981年，罗大佑推出校园歌曲《光阴的故事》，风靡两岸三地

呵呵，有些想法，似乎同后来中央的决策不谋而合。当年10月，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胡耀邦说过一番话，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了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我的感觉，当时的新闻媒体负责人，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工作，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生活。不像现在，有些人高高在上，作风浮夸，且自以为是。有时候，学风、文风和作风，都是有关联的。

1981年6月1日，新中国第一张全国性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正式创刊发行，这是《中国日报》总编室在编审稿件

创刊之初《中国日报》的电子排字照相室，是新中国第一个不用铅字的排字房

这一年７月，实习结束。我和同学们顺道进川、经成都、重庆，沿长江过三峡、顺流而下。我记得，是在新建的葛洲坝船闸之中，听到了有关张华的消息。张华何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航空医学系三年级学员张华。他为了抢救一位掏粪的老农民而光荣献身，年仅24岁。张华因此被授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团中央、教育部等中央部委号召全国青年向张华学习。

1981年，戴安娜与查尔斯在白金汉宫阳台上呈现“世纪之吻”

听到这条消息，我们这帮同学，心头万分茫然。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抢救一位掏粪老农，倒底值不值？其实，这件事亦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讨论持续不断。不可否认，1981年的学生青年，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了呢？整个社会，似乎正在显现理性和人性。这一切，都是对外开放得来的吗？

四医大医疗系79级张华，是新三届中涌现的第一个英雄人物

这一年，美国好莱坞有一部电影发行,受到广泛好评。这就是《金色池塘》，该片后来还获得了奥斯卡奖。亨利·方达和凯瑟琳·赫本，演绎了一个关于老年人家庭伦理和爱情亲情的故事。然而，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看到部电影。我直到1987年才看到这部内部发行的片子，居然莫名其妙地想到了关于张华价值的讨论。我在想，如果当时的中国人，看到这部电影，许多人是会要发疯的。人生的价值，不一定要体现在所谓的轰轰烈烈之中，也不一定要体现在所谓的牺牲精神之中。人就是人，每个人都有爱惜生活、珍惜生命的权力。尽管，这一切是平淡的。

《大众电影》1981年明星封面。第1期张瑜（左），第2期李秀明（右）

1981年，我万分庆幸地感觉到了什么叫“成熟”。当有人去“西单墙”壮怀激烈，有人愤愤不平写下《谏拆墙书》的时候，我则决定跑到图书馆读书去了。 

大学教室里烛光舞会后的留影。作者后排中间镜片反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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